近年来，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日益引人关注，煤炭被指是“罪魁祸首”。中国科学院“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”专项组研究员揭示的一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：京津冀鲁占全球陆地面积不到0.3%，却燃烧了全球11%的煤，生产了全球15%的钢。另一份机构研究报告则指出，煤炭燃烧是京津冀地区雾霾的最大根源，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贡献分别达到82%和47%。
      从英美等国能源转型的实践看，用天然气替代煤炭是战胜雾霾的一个重要途径。今年5月，中俄签订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，也被视作中国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举措。
      但是，对“富煤贫油少气”的中国来说，被各地寄予厚望并强力推进的“煤改气”，真是一剂治霾良方么？
“量”与“价”的双重挑战
      过去10年里，中国天然气产业呈爆发式增长态势，消费量年均增长16%。2013年，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预计超过1600亿立方米，超越伊朗成为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。有人因此慨叹：属于中国的“天然气黄金时代”即将到来。
      有些能源机构也对中国的天然气需求表达了乐观态度。例如，IEA（国际能源署）预计，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将由2010年接近德国的水平（833亿方），提高到2035年的5930亿方，接近全欧盟需求水平（6920亿方）。
      但是，在需求看涨的同时，供给前景则远不乐观。目前国内天然气产量尚不足1200亿方，对外依存度已超过30%。假设203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规模达到5000亿方，如此巨量的缺口，如何填补？
      一些能源研究机构认为，中国天然气产业能否进入“黄金时代”，关键取决于两大因素：一是能否更好地开发非常规天然气；二是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发育程度。
      IEA预计，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占中国天然气总产量的比例到2020时将达到45%，2035年时达到83%。然而，考虑到中国在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条件、基础设施、技术创新能力和商业环境等方面与美国存在的差异，中国的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发能否“担当大任”，人们应持持谨慎乐观态度。如果国内非常规气发展不如预期，那么可以预料，天然气将很快步石油后尘，面临着对外依存度大幅攀升的问题。
      即使供应问题解决，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：是否有可接受的气价？从世界能源消费历史看，价格在能源替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《石油枯竭的后天》一书就指出，人类历史上的两次能源替代——煤炭替代薪柴、石油替代煤炭——中，替代能源价格都相对低廉。按可比价格，1650年煤炭均价约为0.5英镑/吨，以后长期维持在1英镑/吨左右，“廉价煤炭时代”维持了近150年。而1870年石油均价约为0.6美元/桶，1970年仅为1.8美元/桶，大约相当于2009年的10美元/桶，一杯原油的价格比一杯咖啡还要便宜。
      中国此次“煤改气”转型，显然没有那么幸运。在国际能源市场上，天然气本就有“富贵气”之称，而中国还得额外承受“亚洲溢价”。与美国的3-4美元/mmbtu（百万英热单位）、欧洲的10-12美元/mmbtu相比，亚洲LNG（液化天然气）价格基本在15美元/mmbtu的高位徘徊。在国内气价受管制的情况下，一些LNG项目进口价格高于国内售价，直接影响了进口商的积极性。
      澳洲、北美、俄罗斯等地都在加快推进液化生产线建设，业内预计，到2020年全球LNG供应规模有望翻翻，2040年甚至可能达到6亿吨，气源的获取应该无忧。但受供应侧——美国气价可能回升、澳洲大型液化项目成本大幅攀升、远距离运输成本较高，以及需求侧——中日韩印等亚洲国家需求旺盛（2020年中国LNG进口预计达6000万吨，印度需求预计达5000万吨）的影响，“亚洲溢价”的不利局面能否扭转，依然要打上问号。
      随着经济体收入的增长，对更清洁和更方便的燃料收取一定的“溢价”符合经济规律。但中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：一是，环境压力要求加快“煤改气”，但天然气与煤炭等能源的比价关系，决定了天然气市场拓展并无明显优势；二是，国内气源不足，国际资源价格高企，价格管制使得国内气价较低，影响了企业积极性，导致“气荒”问题多次出现。如果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，短期趋势必然是气价上升，这又将进一步抑制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速度。